然行劫,此粤东所谓踏斗者也。出遇商船，则乱流以截之……日久日多，遂分为一二船，势渐以大”[4]。如乾隆五十五年正月，温亚常先后在越南纠约伙众到内地洋面行劫。从二月至五月,在海上行劫数次，劫得鲜鱼、衣服、酒、米等物,又有苏廷球等“被掳入伙”。六月回越南短期休整，不久又纠同出掠。后来，温亚常、蛋家二船在崖州老虎头山洋面遭遇“参将钱邦彦巡船，疑系商船，扰近图劫，官兵施放枪炮，将盗伙黄亚六、李廷彩击毙”，盗船逃逸，官船追击，在伽罗州洋面,官船被礁石撞破搁浅，“适大辫三、何起文二船驶至接应”,众海盗将钱邦彦等官兵杀死[5]。朝廷闻报后，谕令粤督福康安“严缉洋匪”[6]。福康安不敢懈怠,迅即调派兵力搜剿，温亚常、蛋家二等匪目匪伙纷纷落网[7]。

　　从上述匪殴的活动中，可以看出，该股规模不大，属临时纠约；虽以越南为基地开展活动，但还未被西山军利用,官府还有能力控制事态的发展。对此，乾隆帝不无得意地说：“广东海疆现无紧要事件，其海洋盗匪,节经福康安搜拿整顿,渐已敛迹”[8]。但是，清朝中衰的机芽已露，“今洋面之盗……无非以闽广及各海滨失业无赖之徒，或托捕鱼，或称水手，或隐为耳目，在岸侦探，地方不察,遂至成群聚党。旁午各出，是目前游民处之无道，即新盗耳”[9]。旧盗并未“敛迹”，而“新盗”迭出,加上越南方面的因素,万里海疆很快陷入了一种浑沌不清的局面。

　　二、崛起的契机

　　有位美国学者认为：“刺激中国海盗活动转型的因素是越南西山起义。从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开始，中国海盗开始应募加入西山海军，作为回报，他们被授予各种官阶头衔……原本属于临时生计的海盗活动变成了一种全天候行当，为贫穷的广东入提供了不断向上攀升的机遇”[10]。确实,越南西山政权的庇护是乾嘉之交崛起的契机。18世纪70年代，越南(当时称安南)黎朝衰微，以阮文惠兄弟为首的西山农民起义爆发,“建西山旗号，使其党分行扰掠，百姓为之骚动”[11]。乾隆帝命两广总督孙士毅等率军干涉，遭到惨败[12]。阮文惠立国后(清廷准其改名为阮光平)，向清廷上书邀封，乾隆帝颁布上谕称：“朕顺天而行，有废有兴，悉归大公至正……用是特颁恩纶，封尔为安南国王”[13]。

　　但是,西山政权的建立,并没有带来越南国内的稳定,相反，南方的阮福映在法国人支持下,与西山军展开了十几年的战争。“光平父子,以连年战争，国用缺乏之故，乃奖励海贼,四出剽掠，遂酿成嘉庆朝海疆之巨患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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