讨，朝不保夕。土地的高度集中，苛重的封建剥削，将广大农民逼得走投无路，无以为生，社会阶级矛盾迅速激化。在乾隆中叶社会矛盾普遍激化的情况下，川、楚、陕地区尤为尖锐激烈。这些地方的土地大部分集中在地主手里，大部分农民沦为佃农，终岁勤恳劳作，所得粮食除完交地主租息外，余存无几。“且佃户惟恐地主夺田另佃，往往鸡豕布帛，无不搜求准折，甚至有卖男鬻女，以偿租者。”③而这些地区政治的黑暗腐败，官吏肆无忌惮地贪赃枉法更甚于他处。乾隆末年，毕沅为湖广总督，福宁为湖北巡抚，陈淮为湖北布政使，这三人官官相护，千方百计婪索民财。当地人民形容他们三人说：“毕如蝙蝠，身不动摇，惟吸所过虫蚁；福如狼虎，虽人不免；陈如鼠蠹，钻穴蚀物，人不知之④。”乾隆末年，清政府为了镇压苗疆起义，“派及数省，赋外加赋，横求无已”⑤。由于湖北临近湘、黔，故差徭尤多，贪官酷吏，藉此“奉一派十，渔利侵肥”⑥。在封建统治者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下，这些地区成千上万的农民被迫离开祖居之地，成为流民。当时川、楚、陕边界的南山、巴山老林地区成为四川、湖北、河南、江西、安徽等省流民的集聚之地。

　　在四川、湖北、陕西三省交界地区，群峦起伏，丛林密布，千山万壑，深谷纵横，自然形势十分险峻。乾隆末年、嘉庆初年聚集在这里的流民达数百万之多。他们主要是失去土地的农民，失业的水手，以及因清政府的严缉而失去生活手段的靠私盐、私铸为生者。这些人扶老携幼来到深山老林，结草为棚，或垦荒，或到木厂、炭厂、林厂做工，但仍摆脱不了地方官吏、地主豪绅、地痞恶霸的压榨、欺凌。这些社会恶势力串通一气，“无风生浪，遇有棚民有事，敲骨吸髓”⑦。山民受其摧残，无处可以评理，更没有地方可以伸冤。备受凌虐的流民，被逼铤而走险，走上了以斗争求生存的反抗之路，流民成为川楚陕农民起义的基本群众。

　　川楚陕农民大起义是以白莲教为纽带，经过长期的酝酿、宣传、组织发动起来的。白莲教是一种历史久远的流传于民间的秘密宗教。白莲教向人们揭示的光明战胜黑暗的前景，它所宣传的“有患相救，有难相死”⑧的贫困相助，患难与共的互助精神和“教中所获赀物，悉以均分”⑨、习教之人“穿衣吃饭不分你我”⑩的教义，它的传教者采取的以行医、贸易的合法身份、授人以拳术、静坐、气功等健身方法的传教手段，对于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破产的农民，失业的手工业者有很强的吸引力，故信奉者日众。白莲教自传世以来，一直是作为历朝封建统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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